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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军:百年现代化六合秒秒首页视野中的改革
发布时间:2019-01-14 11:36

  摘要:中国刑事诉讼法制在改革开放后四十年中的发展,是百余年中国刑事诉讼法制现代化的第二阶段。制度的整体样式和基本原则已经在20世纪初的第一阶段确立,改革开放后四十年中主要是以实践增加了刑事诉讼制度的“中国因素”。第一次“大改”是1979年《刑事诉讼法》出台,这部法典结束了刑事诉讼“无法司法”的格局,确立了一些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使中国刑事诉讼实现了低度的法治化。1906-1949这四十余年中国刑事诉讼法制的发展,尤其是南京民国政府时期,其制度变革主要是以理性建构为主,即通过立法、法典化来推进刑事司法制度的现代化,并非是刑事诉讼制度的各个分支先试先行,然后再推出系统的法律规定,这一现代化进程具有整体性发展的特点。

  关键词:变革;制度;现代化;实践;四十年;刑事诉讼法制;中国刑事诉讼;立法;刑诉法制;改革开放

  作者简介:李文军(1984—),陕西宝鸡人,汉族,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法学博士,四川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新中国成立以后,废除了国民政府包括《刑事诉讼法》在内的“六法全书”,使中国法律现代化表现出让人印象深刻的断裂,从而可能遮蔽1979年以来刑诉法制发展与第一个四十年的关系。事实上,百年来中国刑诉法制变革中的三个阶段,尤其是两个“四十年”,其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同为中国刑诉法制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后者是在前者开辟之路上的进一步发展。1979年以来刑事司法的基本结构和基本框架,并未超出清末民国时期司法样式的范围;并且,国家主义的起诉原则、程序法的独立价值及被告人非客体化等原则和观念也是在前一个四十年中被国人认知,也得到79年以后刑诉制度的继续认可。所以说,1979年至今已经属于中国刑事诉讼现代化的第二阶段。明确这一点,我们就能认识到中国刑诉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已经牢固确立、方向已经确定且我们已身处其中;故此,对于刑诉领域(包括观念和实践)某些尚有影响的前现代因素,我们要保持足够警惕,不能以发掘传统或者回应实践的名义使其沉渣泛起,偏离刑事诉讼现代化的基本方向和准则。

  从“大历史”角度看,两个四十年在刑事诉讼法制变革中各自承担了阶段性任务,尝试了不同模式的探索,使今日中国刑事诉讼变革的选项越来越集中。探索模式的诸多不同当然是因为社会条件不同,而历史循环兴替可能使相似的社会条件在不同时期重现。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中国毫无疑问已经不单是“中国之中国”,而是“世界之中国”,这与现代化初期所面临的格局有类似之处,只不过现在中国主动而为的因素更多。故此,从长时段现代化历史中获取启示,可以使中国刑事诉讼法制变革的问题愈发明确。简单概括如下:

  1.外源型立法与内生型立法在不同阶段的意义需要估量。从动力机制而言,前一个四十年,刑诉法制变革表现出很强的“外源型”特征,在后一个四十年则是“内生型”。1906-1949年的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变革,首要的目的是获取列强认可从而收回司法主权。因此,变革的着眼点主要不在于变革后制度是否合理或在多大程度上合理,而在于变革本身。这种动力使变革并未注意回应实践问题,而是文本上达到“先进水平”,前一个40年的变革也因此集中于刑诉法典化以及对日本、德国模式的采纳,这种变革当然不能使中国的刑事诉讼实践实现合理化,脱离实际的弊端不容置辩。然而,外源型立法变革也并非没有可取之处。从文本上紧随世界先进的刑事司法制度,为中国刑诉法制现代化提供了一个较高起点,对法制近代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反复和倒退具有预防和冲抵作用。1979年至今四十年的变革可以说也从中受惠。与外源型变革相对照,79年以来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已经没有多少外在压力存在,主要是为了回应刑事诉讼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对域外制度虽有借鉴,但属于将其作为资源而非蓝本。这种内生型动力模式的优势在于着眼实践,使变革具有针对性;然而也可能因为对实践惯性的迁就而未能及时把握变革的时机。比如,对于我国已经认可的一些国际人权标准、联合国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甚至我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权利与自由,目前在刑事诉讼法制中的贯彻并不充分。这也是部分学者一直认为中国刑诉法制现代化步伐缓慢的原因。从大历史视角看,中国从外源性到内生性的法律发展已经完成。少了外在压力,可以有效回应国内实践,但同时,在我国已提出“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倡议,试图在全球治理中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制度产品的背景下,中国作为制度输出国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必须注意对制度的国际品质及影响之考量。着眼于此,今后我国刑诉制度变革的紧迫任务之一,是将我国宪法已经规定或我国已经加入的国际公约中的人权保障观念贯彻到刑事诉讼法中,体现对底限正义和普世价值的尊重。

  2.理性建构与实践推进需要交互为用。1906-1949这四十余年中国刑事诉讼法制的发展,尤其是南京民国政府时期,其制度变革主要是以理性建构为主,即通过立法、法典化来推进刑事司法制度的现代化,并非是刑事诉讼制度的各个分支先试先行,然后再推出系统的法律规定,这一现代化进程具有整体性发展的特点。1979年以来四十年的制度变革,虽然同样服从立法主导的总体方向,但属于一种“回顾式”立法,即面向过去,针对所立法律文本的实践情况,不断总结历史经验,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反思问题,肯定成就,并以此考量下一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内容。“回顾式立法”带有经验主义的特征,注重实践理性,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方式如允许基层司法机关试错、立法与司法机关推行试验式的立法与司法政策等,理性建构色彩淡化。自从1996年立法“大改”之后,司法实务部门通过实践试错和制度创新影响变革的进程与方向,这一事实变得越来越显著。这种试错和创新往往是对系统立法的“反向”微调。它虽然可能更符合当下阶段的实情,也可以根据实践结果及时加以调整,但毕竟会造成立法主导式的理论构建的松动。实践理性往往意味着妥协,但妥协并不总是导出正向结果。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近些年我国在刑诉制度变革中的妥协时常是一种不协调的妥协,可能导致立法的混乱与司法的无所适从。[4]更大的风险则是变革“中心思想”的模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会冲淡变革的整体性。要么可能延宕制度变革的步伐,要么各种零敲碎打的变革会因为“中心思想”的缺乏最终相互冲突,难以为继。我们如果以前一个四十年作为镜鉴,会发现国民政府之前的清末、北洋时期,就是被妥协性实践充斥而理性建构缺乏所累,即使在形式上也未能实现刑事诉讼法制的现代化。就后一个四十年自身的实践来看,学者对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的意见之一是,十八大以来刑事司法改革的一些重要成就并未得到体现,如加强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等。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实践中试点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速裁程序则得到了充分关注,有望上升为法律。虽然并不能据此认为实践性的细节改革挤占了理性建构在法律文本中的空间,但对局部实践的关注可能会影响体制性推动力的形成,这确实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问题,尤其是今日对刑事诉讼变革的“顶层设计”需求越来越强烈的情况下。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中国刑事诉讼法制经过百年发展,已经初步具备了由制度输入国变为输出国的可能性(尤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在这一点上,理性构建的高度体系化文本显然比局部经验的集合具有更强的传播力。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变迁中关于理性建构和实践推进的关系,日后确实还需要仔细斟酌。

  作者简介:李文军(1984—),六合秒秒主页陕西宝鸡人,汉族,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法学博士,四川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2012—2015),曾赴台湾铭传大学法律学院研修。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律史、司法制度史。在《华东政法大学学报》、《中国法学》“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专刊”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出版专著一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教育部青年项目等省部级项目4项。

  [1]左卫民、王凌.中国刑事诉讼法制现代化历程论纲[J].法律科学,1995,(1).

  [2]谢冬慧.中国刑事审判制度的近代嬗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左卫民.中国道路与全球价值:刑事诉讼制度三十年[J].法学,2009,(4).

  [5]陈光中、曾新华.中国刑事诉讼立法四十年[J].法学,20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