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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刑事诉讼启动模式的选择六合秒秒首页
发布时间:2019-02-26 19:36

  随机型启动模式是指法律没有规定开始刑事诉讼程序需要经过特别的手续,在侦查机关获取犯罪线索之后,即可立即启动侦查程序加以调查的模式。随机型启动模式强调侦查程序在诉讼程序启动上的随机性、及时性和机动性,采取这种启动模式的国家主要是英美法系国家。

  在英美国家,一般不把警察的侦查活动纳入诉讼程序之中,刑事诉讼程序通常从逮捕或传讯嫌疑人开始。“在美国,大多数案件都是巡警最先接案,负责初步侦查,专业侦查人员则负责案件的后续侦查。”[1]通常情况下,刑事案件是由犯罪行为的受害人或者目睹实施犯罪的第三者打电话报告警察,也可以由巡逻警察发现并报告警察局。“在侦查过程中,当警察认为需要时,即可对嫌疑人实行拘留和搜身,有时还可以逮捕(包括无证逮捕和有证逮捕),警察把被逮捕者带到警察办公处所,登记其姓名及逮捕的理由,然后根据大多数司法区的立法和法院规则将被捕者无不必要延迟地解送至地方法官或治安法官面前接受讯问。”[2]因此,美国的刑事诉讼程序通常自逮捕开始。在英国,只要有公民的告发(包括警察),警察就可以对犯罪进行侦查。[3]而且告发可以任何形式提出,但是凡申请发出逮捕证的告发,必须以书面的形式提出,并且需要进行宣誓以证明告发是有根据的。“警察在接到被害人或者其他知情人的告发后,就可以进行询问、搜查、逮捕等侦查行为,除依法可以采取无证搜查或者无证逮捕外,搜查、逮捕等都需要取得治安法官的许可。”[4]由此可见,在英美国家,只要有犯罪线索,就应随即依法启动刑事诉讼程序,其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类似我国法律上所规定的立案阶段。

  二步式启动模式的特征是法律虽然规定开始刑事诉讼要办理一定的手续,但并未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程序,其中的“二步”是指初步侦查和正式侦查(又称“预审”),采用这种模式的典型国家是法国和意大利。法国的刑事诉讼程序通常是从共和国检察官在对其已经知悉的犯罪,搜集到某些特定情况、材料之后作出追诉决定开始启动,在案件发生后,先由检察官和司法警察进行初步侦查,然后由预审法官负责对案件进行正式侦查。无论在初步侦查阶段还是预审阶段,侦查人员都可以采用现场勘查、搜查、鉴定、询问、拘留、逮捕、讯问等侦查措施。如果犯罪是现行犯罪,司法警察同时还可以采取具有强制力的措施。[5]在法国,初步侦查是为作出追诉决定而服务的预备性阶段,而非独立的程序,这和意大利的法律规定相似。在意大利,初期侦查程序是由检察官和司法警察获取犯罪消息后发动。其中获取犯罪消息有两种途径:一是公诉人和司法警察主动获取有关犯罪的消息;二是接收有关人员的报案。司法警察在发现犯罪发生或接到发生犯罪的报告后,应当在48小时之内进行初步侦查,包括勘验现场、讯问嫌疑人、询问证人、进行搜查、扣押和临时羁押等,而且必须在48小时之内向检察官提出报告,并且将初步侦查所收集的材料移送检察官。检察官要在犯罪消息登记簿中予以记载,随即开始正式侦查,即由检察官指挥司法警察进行侦查活动。[6]从正式侦查开始以后,检察官的侦查活动才开始计入法定的侦查期限之中,由此可以看出,意大利的刑事诉讼也是自正式侦查开始的。在二步式侦查模式下,法律虽然规定了开始刑事诉讼程序需要办理一定的手续,但未把它规定为一个独立的程序,因此其侦查活动的连续性、主动性并没有受到影响。

  程序型启动模式十分强调启动程序的阶段性特征,在此模式下,刑事诉讼必须经过一道专门的开启程序之后,才能正式进入法定的刑事侦查程序,因此,侦查程序往往不被视为刑事诉讼程序的首要环节,而是提起程序或立案程序的后续程序。这种立法模式以前苏联刑事诉讼法典为代表,曾一度在社会主义国家产生极大的影响。在前苏联,刑事诉讼法典专门规定了诉讼的启动程序——“提起刑事诉讼的程序”。苏联解体后,由于政治上的演变,司法制度也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但在格局上基本上还保留了解体前的框架,比如2002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现行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也对刑事诉讼的启动规定了独立的程序,并对其程序规定进行了补充和细化,在此之前,其一直沿用苏联的刑事诉讼法。在程序型启动模式中,启动程序作为刑事诉讼活动前提的一个独立阶段,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和强调,具有十分重要的法律意义。前苏联学者将提起刑事诉讼程序视为一种十分重要的人权保障机制。即“苏维埃刑事诉讼的结构总是把提起刑事诉讼作为它的开始阶段。在尚未按照适当的程序提起刑事诉讼以前,无论是调查,还是侦查都不得进行,当然也就更谈不到进行审判了。在刑事诉讼中,这是保障法制和增强对人身权利的保障的一个重要途径,这种认识是完全正确的。”[7]

  随机型启动模式与程序型启动模式诉讼程序启动都是从发现犯罪活动开始的,刑事程序和刑事追诉活动同步发展,但二者又截然不同。首先,程序型启动模式将提起刑事诉讼程序视为一个独立的诉讼阶段,具有明显的起止标志,而随机型启动模式启动程序没有独立的启动程序;其次,程序型启动模式的启动程序负载了传统启动模式所要求的多项程序功能,譬如过滤功能、输入功能、分流功能等,而随机型启动模式侧重于强调案件的输入功能,对案件的过滤是在之后的侦查活动中完成的;再次,程序型启动模式的提起诉讼程序是刑事诉讼活动的基础和前提,在作出提起刑事诉讼决定之前,案件不能进入下一诉讼阶段,因此可以说提起诉讼程序具有限制刑事追诉活动扩张滥用的功能,而随机型启动模式的启动程序与之后的刑事侦查程序密不可分,没有明显的阶段划分,因此其启动程序不具有控权功能。[8]

  随机型启动模式与其他两种模式相比最大的特征是具有开放性,只要发现犯罪嫌疑,追诉人员即可自行启动刑事诉讼程序。“此种模式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启动程序,启动程序事实上已经消解在了侦查程序之中。”[9]因此,其他国家由启动程序担负的对案件的过滤和排除功能,在采随机型启动模式的国家只能通过程序启动之后的侦查程序来逐步完成。然而,虽然随机型启动模式有利于及时查明案情、查获犯罪证据与犯罪嫌疑人,进而更好地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的安全与秩序,但随着犯罪数量的激增,该模式将导致大量的案件涌入了诉讼程序,使得刑事诉讼程序负荷过重而难以流畅运行。[10]在司法实践中,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实行随机型启动模式的国家通常在正式启动刑事诉讼程序之前,会进行一种以初步查明案情为目的的调查活动。

  通过以上对随机型启动模式和程序型启动模式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二者都不是理想的程序设置,各有利弊,而二步式启动模式可以看作是随机型启动模式和程序型启动模式的折中模式,在此模式中,法律虽然规定启动刑事诉讼程序需要办理一定的手续,但并未将其最为一个独立的程序。它既克服了随机型启动模式对案件过滤排除功能的不足和对人权保障机制的欠缺,又摒弃了程序型启动模式的程序机械性和侦查阶段强制侦查措施的司法审查机制的缺失,而是在获取犯罪消息后,灵活地将案件通过启动程序过滤筛选,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保障无辜公民的合法权益和严厉地惩罚犯罪的功能。

  我国刑事诉讼法深受苏俄立法的影响,在侦查程序之前设立了“立案程序”, 并将“立案”与“侦查”、“提起公诉”程序并列规定于刑事诉讼法的第二编,各自成章。六合秒秒手机主页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不予立案。”此外,我国诉讼理论界也是将立案作为独立的诉讼程序来阐述的,立案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诉讼开始的必经程序,司法机关对任何犯罪行为进行追究,都必须首先立案,只有经过立案这一法定程序,案件才能纳入刑事诉讼的轨道,司法机关的侦查、起诉和审判等诉讼行为才具有合法的依据。由此可以看出,立案作为我国刑事诉讼的启动程序,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诉讼法学理论界,都被视为是一个由一系列诉讼活动组成的独立的程序,而且在作出刑事立案决定之前,一般不得采取强制性侦查手段。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立案可以被定义为:立案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报案、控告、举报和犯罪分子自首的材料,以及自诉人起诉的材料,按照各自的管辖范围进行审查后,根据事实和法律,决定是否将案件交付侦查或审判的诉讼活动。因此,“我国的立案程序既包括作出立案决定,也包括作出不立案决定。对公诉案件来说,只有在作出立案决定之后,刑事诉讼程序才能启动,才能实施实施侦查行为。”[11]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3条又规定:“公安机关对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应当进行侦查,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最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对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可以依法先行拘留,对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依法逮捕。”显然,我国刑事诉讼的启动机制类似于俄罗斯的做法,也属于程序型启动模式。

  我国将立案程序规定为侦查之前的一个独立的诉讼阶段,主要是基于迅速地揭露、打击犯罪、有效地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和加强社会治安综合管理的考虑,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立案程序的价值首先表现为立案程序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从关于立案程序的立法来看,重点强调的是该程序所具有的屏蔽功能和权利保障价值,这突出表现为我国的立案条件比较高,即“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立案就像过滤器一样,从刑事诉讼一开始,就把罪与非罪、应否追究刑事责任区别开来”。[12]通过立案条件限定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案件范围,从而将刑事诉讼程序限制在必须且必要的案件。此外,立案程序还有通过限制侦查程序的适用而产生的价值。立法对立案程序屏蔽功能的强调在客观上产生了限制侦查权适用范围的积极效果。我国诉讼法学界一般认为,立案程序是刑事诉讼程序的第一道关口,在作出立案决定之前,侦查机关一般不得行使侦查权,即使根据案情必须采取一定的调查手段。因此在结果意义上,我国刑事诉讼法通过立案程序的规定限制了侦查权的适用空间。[13]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立案程序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现行的程序性启动模式都得到了诉讼理论界的肯定和褒扬,但是,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理论上对现行立案程序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其中不乏有学者提出了废除立案程序的主张。笔者认为虽然立案程序的设立初衷是良好的,但是从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运作来看,立案程序暴露出了种种弊端,总结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立案的高条件要求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立案不实、不破不立的现象。根据有关调查显示,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诸如该立案的不立案、不该立案的予以立案、改变案件性质立案等一系列立案不实的现象,立案不实除了有认识不到位、考核机制不健全、统计工作薄弱以及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制约机制等原因外,根本性的原因还在于法律将立案定位为刑事诉讼中独立的程序,立案与侦查相互独立所致。[14]此外,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我国立案的条件比较高,普遍存在不破不立的违法现象,导致案件久拖不侦、久侦不破,甚至不了了之,在实践中,有许多案件从立案程序开始就开始扯皮。在司法实践中,为了缓和这种矛盾,立案机关采取的做法就是先侦查,有把握破案或者已经破案的才决定正式立案,无把握破的就先“挂”起来。

  2。立案程序的独立性和阶段性限制了立案审查手段和措施的适用,从而影响侦查机关及时迅捷地侦破案件。刑事案件具有突发性强、证据容易毁损灭失、作案人最有可能逃跑藏匿等特征,因此需要在案发后及时采取相应的侦查手段和措施。而按照现行法律对立案制度的相关规定,侦查机关在接到案件线索之后必须首先制作“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然后对有关报案、控告、举报及自首材料进行审查之后,再制作“审查结论报告”,提出处理意见,报负责人审查批准。决定立案的,再制作“立案决定书”,显然并未规定立案阶段可以适用侦查措施。实践中侦查机关为了避免不采取侦查措施将无法立案的情形,通常都没有严格按照先立案再侦查的步骤,而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一边采取侦查措施,一边决定是否立案,这也是造成当前“不破不立”现象的原因之一。此外,按照我国的刑事诉讼机制,立案的独立性决定了没有立案,刑事侦查程序就不能启动,这难免会直接影响对犯罪案件的有效打击和及时侦破,实践当中因为无法立案便不能侦查导致许多本该进入刑事诉讼轨道的犯罪案件被作为治安案件处理或者干脆不作任何处理就是明显的例证。[15]

  近年来,由于立案制度在实践中表现出的种种弊端,理论界关于立案制度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关于如何改革我国的立案制度,理论界大致有三种观点:(1)鉴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体制,立案仍应作为刑事诉讼的独立程序,初查、受案和立案决定并列作为立案程序的三个环节。[16](2)对立案程序的独立性持肯定态度,即主张立案作为一编,与侦查、起诉、审判等并列,但须赋予立案机关一定的调查、核实手段。侦查程序与侦查行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侦查行为不具有阶段性,除了在侦查阶段适用,在刑事诉讼的其他阶段也可以适用,因此,笔者建议刑事诉讼法应规定,在立案阶段,立案机关应当有权“对控告、检举、报案材料进行必要的调查,可以询问知情人,调取书证、物证,进行勘验、检查,传唤嫌疑人到指定的地点协助调查等,其程序依照相关的侦查行为的规定进行”。[17](3)取消独立的立案程序,把立案放在侦查程序中,侦查程序包括初步侦查、立案登记和正式侦查三个步骤。[18]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因为从我国目前的司法现状来看,独立的立案程序在司法运作中将会呈现出两种命运[19]:一是立案程序的异化。即违背立案程序本身设立的初衷,而带来权力的失控,给了侦查机关违法不立案、滥立案的借口。二是立案程序的虚置。由于我国目前法律规定的立案条件过高,为了及时地发现和打击犯罪,侦查机关在实践中必然会自行降低立案程序的标准而自行其是,这就导致了立案程序事实上的虚置。立案程序的异化和虚置严重地影响了司法权威,它将极大地动摇守法公民对法律的信仰和依赖,不仅不能“有效的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反而成为危及公民人权的锐器。因此,为了克服立案程序的独立性带来的种种问题,我们必须对其进行彻底的改革,进而重构我国的刑事诉讼启动模式。

  通过之前对其他国家刑事诉讼启动程序的考察发现,将立案单独作为诉讼的一个独立程序的国家很少,大多数国家都规定在接到有关报案、举报等线索、材料后,就可以对犯罪进行侦查,不存在一个独立的立案阶段,开始侦查即为刑事诉讼的启动。考虑到我国刑事诉讼法制的现状,并借鉴法国和意大利的刑事诉讼启动方式,笔者认为我国也应当取消立案程序的独立性,将立案并入侦查阶段,规定侦查机关一旦发现犯罪消息就应及时启动侦查程序、展开调查,如此设置也改变了现今我国初查制度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状况。具体来说,我国《刑事诉讼法》可修改为:侦查机关在获知报案、举报、控告、自首、移送案件等犯罪信息后,发现有犯罪嫌疑,应立即进行初步侦查,经初步侦查认为确实存在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进行立案登记并报检察机关备案,之后随即进入正式侦查阶段。也就是说,以立案登记为分界点将整个侦查阶段分为初步侦查和正式侦查,从而将初步侦查纳入到刑事诉讼程序中来,类似于法国、意大利采取的“二步式启动模式”。

  立案的功能之一在于,可以及时地把不具有犯罪事实或依法不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情形从刑事诉讼的内容中清除出去,从而限制侦查权的适用,避免对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无辜者错误地进行追究,[20]从而充分地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如果取消立案的独立性、明确初查的诉讼地位,是否会导致侦查权的扩张和滥用、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现行的立案制度本身在限制侦查权的扩张和滥用方面就存在极大的缺陷。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在公诉案件中,拥有立案决定权和侦查权的都是侦查机关,因此,意图通过设置严格的立案标准来限制侦查措施的扩张和滥用,几乎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21]使涉诉公民的基本人权得到尊重和保障的关键在于建立强制侦查的司法审查制度,[22]而不是通过严格的启动程序限制侦查的发动。其次,将初查纳入侦查程序,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地使一个无辜的人陷入刑事诉讼程序,而使其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相反,侦查机关并不是无任何根据地展开初查,而是基于有犯罪嫌疑的合理根据(比如被害人的报案或控告,单位和个人的报案或举报等),这样更有利于迅速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

  我国之所以要借鉴法国和意大利的“二步式启动模式”,而不选择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采用的随机型启动模式,是因为以“立案登记”为分界点的“二步式启动模式”更符合我国的国情。首先,目前绝大多数国家所采的随机型启动模式是与其实行的令状主义相适应的,即侦查活动中采取的剥夺或者限制人身自由或其他权益的强制性措施,一般须由司法机关进行严格的司法审查作出决定,而侦查机关无权决定。由于我国目前尚无法通过实行令状主义来加强对侦查活动的司法审查,因此只能通过取消立案程序,确立刑事初查制度的法律地位,使我国实践中长期客观存在的初查行为正当化,以保障侦查权力的有效行使。[23]此外,由于目前我国侦查人员的素质还普遍不高,侦破案件的能力有待提高,因此如果像英美国家那样采随机型启动模式的话,可能随时都会侵犯无辜公民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安宁。可见,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二步式启动模式”,有利于在我国现有的刑事司法背景下实现国家有效行使侦查权力与保障人权的平衡,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因此,笔者建议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再次修订时,将初查作为刑事侦查程序的一个重要阶段明确详细地纳入其中,为立案登记以及案件的侦破奠定基础,这样,刑事诉讼程序的大概流程可概括为: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其中侦查阶段包括受案、初查和立案登记三个部分。

  [1] 陈卫东:《刑事审前程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1-72页。

  [2]《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卞建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3] 王以真:《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页。

  [4] 陈卫东:《刑事审前程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2页。

  [5] [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著:《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8页。

  [6] 参见程味秋:《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简介》,载《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7] 谢佑平、万毅:《刑事侦查制度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0页。

  [8] 参见宋英辉、吴宏耀:《刑事审判前程序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32-133页。

  [9] 宋英辉、吴宏耀:《刑事审判前程序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31页。

  [10] 宋英辉、吴宏耀:《刑事审判前程序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31页。

  [11] 陈卫东:《刑事审前程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6页。

  [12] 刘根菊:《刑事立案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

  [13] 参见宋英辉、吴宏耀:《刑事审判前程序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35-136页。

  [14] 参见陈卫东:《刑事诉讼实施问题对策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15] 参见陈卫东:《模范刑事诉讼法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第300页。

  [16] 王巧全:《论刑事立案初查》,《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17] 张大群:《试拟刑事立案程序的一种方案》,《政法论坛》,1996年第2期。

  [18] 吕萍:《刑事立案程序的独立性质疑》,《法学研究》,2002年第3期。

  [19] 参见谢佑平、万毅:《刑事侦查制度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305-306页。

  [20] 陈光中、徐静村:《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9、281页。

  [21] 参见宋英辉、吴宏耀:《刑事审判前程序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40页。

  [22] 谢佑平、万毅:《刑事侦查制度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307页。

  [23] 参见沈策、李颖:《“二步式”侦查制度构建刍议》,《人民检察》,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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