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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秒秒主页关于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监委
发布时间:2019-03-12 23:36

  2017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各级监察委员会先后成立,实现了对所有行使公权力人员监察全覆盖。新形势下,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给监委调查取证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对纪检监察干部在办案理念、办案模式、素质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日前,来安县纪委监委组建调研组,开展委机关调查取证工作情况专题调研,针对该县监委挂牌成立以来处置的问题线索,通过查阅分析台账和案卷资料、组织调查、审理人员座谈等方式,力求精准发现问题,进一步提高调查工作水平。

  长期以来,刑事案件的实质调查和全面调查都在审查起诉前完成,法庭审判只是对调查结果的确认,形成了事实上的“侦查中心主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 ”为贯彻该决定, 2016年6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25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

  根据意见精神,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旨在充分发挥审判特别是庭审的作用,确保案件处理质量和司法公正,具体来说:(一)在诉讼程序中,审判程序是中心。侦查、起诉等审前程序都是审判的准备阶段,都围绕审判中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的标准和要求展开,发挥审判程序应有的终局裁断功能及其对审前程序的制约引导功能。同时防止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或者违反法律程序的案件“带病”进入起诉、审判程序,六合秒秒主页节约了司法资源。(二)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中起决定性作用。审判为中心的核心要求是庭审实质化,证据在庭审中得到充分质证,证据能力及证明能力得到确认,诉讼参与人在庭审中充分阐述观点并进行对抗,诉讼权利得到有效保障,法官直接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依据证据裁判规则作出裁判。

  审判中心主义的要求,让调查搜集的证据都要接受诉讼各方的举证、质证,最后形成定罪量刑的依据。《监察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而监委目前的调查取证工作并没有完全适应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改革要求,主要表现在:

  (一)口供本位思想较重。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委调查取证模式整体上依然停留在“由供到证”模式上,这种调查模式决定了言辞证据成了调查的中心和突破案件的关键,调查人员过分相信和倚重言词证据来发现线索和收集其他证据。该模式下,办案人员严重依赖留置措施,审前采取强制措施成为常态,形成封闭讯问环境,这种依赖羁押来突破案件的现象,其实是侦查能力有待提高的表现,与审判中心主义理念相悖。同时,因言词证据的可变性、不稳定性,致使依靠言词证据定案存在较大风险,被调查对象一旦口吐虚言,不仅从源头上使根据口供指引获得的证据效力受损,而且容易造成取证被动,证明犯罪主

  (二)证据收集存在瑕疵。一是收集和固定的证据关联性不强。一些办案人员在取证中,不认真分析犯罪的构成要件和证据的关联性,将办案收集证据变成了码材料,结果造成卷宗很多有用的很少。二是收集证据不全面。实践中退回补充调查的案件,有相当部分的原因是证据不足,调查办案人员主要精力总是放在证明犯罪的直接证据、有罪证据上面,而忽视间接证据、无罪证据的收集,甚至是不收集,给今后的定罪量刑留下隐患。三是取证程序不规范。比如取证人员存在一人取证情况;搜查时没有见证人在场或者见证人签字;提取的物证或书证没有注明来源或者加盖印章;同步录音录像与笔录不一致等等。这些证据尽管都是客观的,但却是有瑕疵的,在公诉及审判阶段都会受到质疑,很可能当作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三)质证判断能力不足。庭审实质化必将严格限制传闻证据的证明力,逐步使办案人员、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到庭参加质询成为制度化和常态化,保证庭审在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当前办案人员质证意识淡薄,排斥出庭质证甚至害怕质证,所有的口供和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及勘验笔录等言词证据大都是由调查部门制作、收集后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造成此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办案人员对非法证据的概念和排除规则不熟悉,无法据此指导收集和审查证据,导致大量问题证据出现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因而“底气不足”。

  (四)部门协作配合欠缺。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并未改变原有的权力配置,依然强调部门间的相互配合制约。一些办案人员部门本位思想严重,常常认为“公诉、审判机关只会纸上谈兵,不懂案件调查实务”,对他们提出的意见不重视,特别是公诉部门的监督制约作用都以补充调查的形式出现,具有滞后性,容易错过最佳取证时机,使得有效配合变得非常困难。此外,监察委员会在调查职务违法犯罪过程中,需采取技术调查措施、作出通缉决定、协助查找被调查人、要求配合做好留置人员看护等工作都需要公安机关予以配合,但目前缺乏可操作的具体细则。

  (一)转变调查模式,摈弃口供本位思想。纪检监察人员必须加强精细化初核工作,加快实现从“由供到证”到“由证到供”的模式转变,要充分利用初核工作秘密性的特点,在大数据、信息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灵活运用各种合法的调查手段,通过外围调查夯实证据基础,争取实现“立案即可准备结案”,防止立案后出现“夹生饭”情况。《监察法》第二十八条明确赋予了监察机关采取技术调查措施的权力,纪检监察人员应不断增加侦查工作的技术含量,提高利用新的高科技手段及时发现、收集、固定各种证据的能力,摆脱对口供的过分依赖。

  (二)依法全面收集,架构闭合证据链条。监察机关调查人员必须严格依照规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被调查人有无违法犯罪以及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把握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要求,重视证据的证明力,注意贪贿类、渎职类和侵权类案件的证据收集和保存方法,围绕犯罪的构成要件获取、固定和运用证据。要熟练掌握法律业务知识,避免因对法律理解不深,造成对事实要件的证据材料取证不全或者程序、形式不合法,从而使取得的证据无效,达不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无法提起公诉。

  (三)强化证据审查,严格非法证据排除。首先,按照审判对证据要求的标准规范取证行为,围绕证据的客观真实性、与案件的关联性、取得证据的合法性以及证据链条的完整性等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研究和审查判断,从源头上预防非法证据的产生。其次,建立非法证据排除内控机制,强化部门内外和上下层级之间的监督制约作用,从偏重证据证明力审查向加强证据形式审查转变。第三,完善案件考评制度,把对非法证据的排除情况列为考评要素,应当排除而不排除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四)加强部门衔接,提高调查取证质效。一是主动对接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将问题发现在移送起诉之前,用刑事审判的标准来指导调查取证活动,就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案件定性、关键证据和疑难问题提前进行协调沟通;二是理性看待公诉机关对职务犯罪调查获取的证据的“过滤网”式监督和全方位审查,瑕疵证据及时补正,非法证据坚决摒弃,确保证据的证明力;三是尽快出台可操作的制度规定,并充分发挥反腐败协调领导小组的作用,加强与公安机关及其他执法部门的协作配合,提高调查取证工作科技含量和效率。 F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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